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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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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08-22 17:11

    余玠(?-1253),字义夫,别号隐樵,洪州分宁(今修水县)汤桥长茅村人。后来寓居湖北蕲州(今湖北广济等地)。

    余玠少年时,在白鹿洞书院和太学上舍读书,因与茶馆老人发生口角,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,脱身出逃襄淮,作长短句一首,投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。赵葵赞其心怀壮志,把他收留在军中任事。

  理宗端平元年(1234)六月,赵葵率师北伐,乘胜收复淮河北岸的泗州等军事重镇。为了经营新收复的河南、京东地区的营田备边,赵葵奉令移师泗州,把防线推到淮河北岸。余玠协助赵葵完善“强边”、“固本”的战备工作,在“营田、储粟、修城、浚濠”等方面,功绩显著,“以功补进入副尉”,接着“擢升作监主簿”。嘉熙二年(1238年)正月,以应援安丰战役却敌有功,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置制司参议官。不久,进工部郎官。同年九月,余玠率兵将入犯江淮的察罕军打败,解滁州(今安徽滁县)之危。但此时河南的蒙古军势力日益增大扩展,在汴京(今河南开封)大造战崐船,企图南侵,南宋王朝深感不安。嘉熙三年,余玠率突击队深入敌后,灵活机动,以寡胜众,建树奇功。嘉熙四年九月,被提升为淮东提刑兼知淮安州(今江苏淮安)。淳祐元年(1241)秋,蒙古军出师河南,安丰告急,余玠率师救援,再一次击败蒙军,官拜大理少卿,并升任淮东制置副使。

  淳祐二年五月,余玠奉命赴临安(今浙江杭州)入朝奏对。在奏对中,他针对时弊着重提出两个问题:一是举国上下,应和衷共济,事无大小,须当务实。意在改变社会风尚,振兴国家民族。二是主张文武之士,平等相待,提醒理宗在用人制度上,应“视文武之士为一”,改变过去重文轻武的偏向。理宗称赞他“人物议事皆不常”。十二月,蒙古军进犯四川,守将无能,岌岌可危。理宗面对“亡形已具”的四川,任余玠为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,晓喻他“任责全蜀”。余玠立誓:“愿假十年,手挈全蜀之地,还之朝廷。”淳祐三年春,余玠到达四川。他效法诸葛亮“集众思、广忠益”的治蜀方法,并亲自制定治蜀大纲,即《经理西蜀图》。在重庆创建招贤馆,鼓励有志之士前来献计献策。时有播州冉进、冉璞兄弟,有文武才略,感于余玠开诚布公、礼贤下士的贤德,遂应召前来。余玠接待真诚,重礼厚遇。冉氏兄弟为玠献“迁徙州城,巩固西蜀”之计。歙州人方岳也从千里之外赴川,提出“以人心为金汤,以人才为武库”之策。余玠便在钓鱼山建都城,凭借钓鱼山三面临江、一面倚崖之地利,依山筑城,旁水设哨,重关迭立,内外有防,并联结相邻之利阆、果州、蓬州、渠州、泸州、嘉定等十余城,形成山形体系,如臂如屏,以达到利用蜀险、以步制骑、扬长避短、克敌制胜之目的。又广募民间忠勇,充实“强边”,各地爱国人士相继来归。蒙军屡犯,不得东下。淳祐四年与蒙军交战三十六次,大获全胜。淳祐九年,蒙军四路来攻;十二年,蒙军欲掠都城,夺嘉定,都被击败。

  余玠入主四川,开屯田,垦荒地,修水利,劝农耕,轻徭役,薄税敛,减轻百姓负担,繁荣工商经济。兴学优士,文武并重,唯才是举,士农工商,各得其业,人心向往。整顿吏治,论功行赏,有功必奖,有过必罚,量才录用,用其所长,避其所短。严肃纲纪,惩办贪残。凡不称职官吏,果断地加以革职。对于抢夺民财、杀害百姓、驭军无纪、招降纳叛的贪官污吏,坚决惩治。

  余玠治川十年(1243-1253),励精图治,使巴蜀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全面好转,百姓爱戴,皇帝嘉奖,晋升为兵部尚书,拜资政殿学士。宝祐元年(1253年),与统制姚世安不和,姚以宰相谢方叔为援,方叔便罗织罪名,将余玠召回。玠闻有召命,暴卒(一说服毒死)。 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,兴建“余玠遗爱碑”及“余公祠”。  故乡修水县,将余玠列为宋元八贤之一,入“八贤祠”。(九江史志网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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