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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三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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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08-22 17:21

     陈三立(1858年—1937)字伯严,一字敬原,义宁州(今修水县)人。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、与谭嗣同、 徐仁铸、陶菊存并称“维新四公子”,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。三立年少博学,才识通敏,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。光绪八年(1882年)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,因深恶“八股文”,应试时,不按考场规定文体(八股文),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,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,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,大加赞赏。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。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,授吏部主事官职。平居之日,常与有进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,谈学论世,慷慨激昂,希望“维新”“变法”。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“强学会”。甲午战争后,李鸿章赴日签定《马关条约》,三立闻讯,激愤异常,曾电张之洞,“吁请诛合肥(李鸿章,安微合肥人),以谢天下”。 光绪二十一年,其你父宝箴任湖南巡抚,推行新政。当时,三立年富力强,才智奋发,往侍父侧,襄与擘划,在办时务学堂,算学馆,《湘报》,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、梁启超、黄遵宪等“新党”过程中效力较多。陈氏父子希望“营一隅为天下倡,立富强之根基”,但是,事与愿违,戊戌政变,被加上“招引奸邪”的罪名,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。后随父返江西,居西山“崝庐”。光绪二十六年,三立移居南京。未几,宝箴忽以微疾卒。其暴死之日,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,家国之痛,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,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,号“散原精舍”,与友人以诗文相遣,自谓“凭栏一片风云气,来做神州袖手人”。

    定居金陵后,虽不过问政治,但对兴办社会事业,仍极热枕。光绪二十九年,他办家学一所,又赞助柳治征创办思益小学,让出住宅作课堂,延聘外国教师,开设英语及数、理、化学新兴课目。注重全面发展,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,创新式学校之先例。光绪三十一年初,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,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(南浔线),先后任协理、总理、名誉总理等职。光绪三十四年,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。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,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。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,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,宣布“中华民国成立”。清朝一姓统治的“家天下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满了,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体,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,与历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换代不同。这对虽然是进士出身,但有杀亲之仇的三立来说,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可他没有选择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道路,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,仍然是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打算,自认不可能“兼济”,只希望“独善”。于是“遗世观化”,一方面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去寻找慰藉;另一方面幻想成为一个独步诗坛,“奥区绝境”的孤寂的“自在者”。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,他挈家迁沪,并诬武昌起义为“作乱”,骂民军为“乱军”。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,在寓居上海期间,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,又和沈曾植、梁鼎芬、朱祖谋等组织“超社”,“逸社”,通过诗作,或攻击革命,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。因此,受到柳弃疾、陈去病、叶楚伦等南社诗人的抨击。虽然,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,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。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,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,均极为不满,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。 1923年至1925年,陈三立住在杭州。1924年4月,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,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,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,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。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,通过徐志摩的翻译,各道仰慕之情,互赠诗作。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,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,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,回赠他一部诗集。三立接受书赠后,表示谢意,谦逊地说:“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,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。而我呢,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。”后两人比肩合影,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。

    1926年底,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。他的晚年,怀乡心切,对庐山尤为萦念。1929年11月,由次子隆恪夫妇陪同,乘轮溯江而上,终于登上庐山,卜居于牯岭新宅“松门(一说松林)别墅”,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,他赋诗倾诉:“乡梦醒鸣鞭,始觉身如鸟”,打算“息影松林径,洗梦涧瀑流”。这时,他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,写下许多诗篇,名为《匡庐山居诗》,石印成册,以赠亲友。山居期间,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,很想见见他,特派专人登门联系。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,对来人说:“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,即使我们会晤了,也没有什么可谈的,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。”因此,蒋介石也就不便“勉强求见了”。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,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会。1930年,他倡议重修《庐山志》,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。为了使这部志书更臻完善,他特约著名学者李四光、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。编修过程中,还一一指示原则,主张志例应尊重科学,志文因时代不同,允许文体有别,做到“旧从其旧,新从其新”。

    1932年“一.二八”日军侵占上海闸北,陈三立居牯岭,日夕不宁,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,每日阅读,见时局艰危,忧形于色。一夕,梦中惊呼:“杀日本人!”同年,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“国难会议”,他不去。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,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,三立痛骂郑“背叛中华,自图功利”。在再版《散原精舍诗》时,忿然删去郑序,与之断交。1934年,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,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,连叹“国耻”!1937年,芦沟桥事变,他表示:“我决不逃难!”。当年,北平、天津相继沦陷。日军欲招致三立,百般游说,皆不应许。侦探日伺其门,三立怒,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。从此五日不食,忧愤而死,享年85岁。为纪念陈三立,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: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,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。

    陈三立为诗,初学韩愈,后师山谷,好用僻字拗句,流于艰涩,自成“生奥衍”一派,为同光体(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。属于这一派的诗人,不宗盛唐,而以仿宋为主)重要代表。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评日:“其诗不用新异之语,而境界自与时流异,醇深俊微,吾谓于唐宋人集中,罕见其比”。陈三立的著作,生前曾刊行《散原精舍诗》及其《续集》、《别集》,死后有《散原精舍文集》17卷出版。其子衡恪为著名画家,寅恪为著名史学家。 (九江史志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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